这路名源于1895年9月10日2019-04-13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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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经考证认为,目前所知中国内地的第一本城市年鉴应是出版于1852年的《上海年鉴》。据记载,《上海年鉴》有1852年到1863年十种,但今天已不能得其全。去年11月,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下文简称“上海方志办”)曾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上海文史馆副馆长沈飞德、历史学者完颜绍元等认为1854年版《上海年鉴》是中国内地现存最早的年鉴,很有重版并研究的必要。

  今年6月,上海方志办组织开展的《上海年鉴(1854)》整理出版工作终于宣告完成。澎湃新闻了解到,该成果由一函二书组成,一册《上海年鉴(1854)》是原文重印,一册《〈上海年鉴(1854)〉研究》汇集相关研究文章8篇。

  6月28日,《上海年鉴(1854)》(英文版)整理出版暨《上海年鉴》创刊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图书馆召开。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周育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熊月之、上海市委党校教授朱华等专家学者还围绕“文化融合之路——早期年鉴编纂及其文献价值”展开探讨。

  6月28日,《上海年鉴(1854)》(英文版)整理出版暨《上海年鉴》创刊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图书馆召开。

  据上海方志办主任洪民荣介绍,1935年至1937年、1946年至1948年,上海市通志馆、上海市文献委员会曾编纂《上海市年鉴》6种。1935年出版的创刊号,分设特载、土地、人口、天时、气象、行政、司法、外交、军事、财政、公共租界、法租界、金融、教育、交通、工业、劳动、商业、农林渔牧、学艺、宗教、社会事业、社会调查、时事日志等门类。另外,上海华东通讯社出版有1947年《上海年鉴》。

  “而周振鹤教授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发现的瑞典藏书家罗闻达所藏《上海年鉴(1854)》,把上海城市综合年鉴的编纂历史推前八十余年。”洪民荣说。

  经梳理考证,1854年版《上海年鉴》是该系列年鉴中的第三册。第一册是1852年版《上海年鉴》,它于1852年1月由北华捷报馆编辑、字林洋行发行,载有中国通商五口外侨一览、洋行名录、大事年表、港口章程、上海概况等。

  然而,上海方志办检索世界大公共图书馆网络资料,发现1852年版、1853年版《上海年鉴》俱未见收藏,仅见于2015年某次海外拍卖信息。洪民荣表示:“由此可见重新影印1854年版的意义,该书是中国内地现存最早的年鉴,弥足珍贵。”

  值得一提的是,此番重印的1854年版《上海年鉴》在哈佛大学widener图书馆等也有收藏。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称《上海年鉴(1854)》是“复原上海史实的重要资料”。

  6月16日,熊月之就这份年鉴的价值与意义接受澎湃新闻采访。首先,他认为年鉴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主要作用有三:补史之缺,纠史之偏,详史之略。

  “年鉴是西方人的资料记录传统。这种记录非常详细,能补上我们自己历史记录中没有的东西,更正我们原本记错的东西。”

  他列举“威妥玛路”的译名讹误。“威妥玛路” 即Wetmore Road(今怀德路)。这路名源于1895年9月10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总董提出要给从杨树浦到黄浦江江边的第19号和22号马路命名。由于该路位于虹口,便计划以某些杰出的美国人命名。于是,其中一条马路便以曾任工部局总董的美国人Wetmore命名。

  但由于人们把Wetmore译为“威妥玛”,很多后人以为这条路纪念的是在晚清更有名气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威妥玛的中文名字一直有固定译法(即‘威妥玛’)。按照译名避先的原则,将Wetmore Road译为‘威妥玛路’是很不妥当的,原本纪念美国人的路也被理解成纪念英国人。”熊月之说。

  但在《上海年鉴(1854)》中,Wetmore,W.S. 的译名是“哗地玛”。“这本年鉴出版时,Wetmore,W.S.本人就在上海,且是上海外侨中相当活跃的人物。‘哗地玛’这个译名很可能是他自己确立或是经他首肯的。本着译名从己、从初的原则,Wetmore,W.S.理应译为‘哗地玛’。”

  “除了补缺、纠错,年鉴也能丰富我们简单的记录。比如什么菜卖多少钱,一月到十二月气候怎么样,年鉴上都有。我们的史书记载也有一些,但是非常少。”熊月之告诉澎湃新闻,“年鉴不光记载了上海的‘一年’,它还包括上海的气候环境、社会结构、风俗习惯,还包括西方人在上海生活的情况,比如国籍,人数,性别等。这些材料对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上海社会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更关键的是,如果把几份年鉴连起来看,就如同在看一部上海编年史。“年鉴的出版陆陆续续,有时一年一出,有时隔个一两年。但是年鉴栏目大体上是一样的,自成一个系列。”熊月之说,“这就有一个好处,不同年鉴的对比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其他材料不可替代的。”

  比如,一个外国人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在什么公司工作?过了若干年,再查这个人,还能不能查到?他住的地方有没有变化?他所在的公司有没有和别的公司合并?这些都能在不同年鉴的对比中寻得答案。

  “其次,1854这个年代对上海历史非常重要。上海开埠是1843年,设租界是1845年,但是租界性质变化于1854年——这之后租界从只有外国人居住变成华洋混居。因为1853年上海发生了小刀会起义。《上海年鉴(1854)》里也有很多和小刀会有关的记载。”

  “所以说1854年《上海年鉴》本身也具有非常独特的价值。”熊月之说,“当然,可能在1854年之前内地还有更早的年鉴,但我们目前还没有看见。”

  “在西方传入年鉴之前,我们没有年鉴传统。虽然有人做历年记录,比如《历年记》,但这不是年鉴,只是按照年代记的。年鉴这种民间记录社会的题材确实是我们原来没有的。”熊月之说。

  据悉,《民国时期总书目》载述全国年鉴出版了280余种;另据国家图书馆统计,从1949年至2013年11月,中国累计出版各级各类年鉴6171种。

  熊月之告诉澎湃新闻:“年鉴和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冲突,就是忠实地记录社会的经济文化情况。而记录社会情况是中国本来就有的传统。”

  “年鉴本是舶来品。”上海方志办年鉴处处长王继杰也向澎湃新闻表示,年鉴在中国发展迅猛是因为中国有着强大的记史传统。“由于国外很少有专门的年鉴统计,所以无法作绝对数量的比较,但当下中国是年鉴第一大国当无疑义。而唯独中国有相对系统的年鉴统计事实本身,也是说明年鉴发展程度的一种标志。”

  “我们一向有‘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之说,现在或许要加‘年有鉴’。这种传统会以行政力量固化。”王继杰说,根据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到2020年,做到地方综合年鉴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

  “当然,年鉴的中国化是一种嬗变。”王继杰表示,从民国《上海市年鉴》的内容、体例可知,中国的年鉴更注重历史事实的梳理,具有中国传统史志文化特征。“总之,我们要以更宽容的气度对待外来文化,要以更务实的态度发展本土传统,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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